《功夫史》”曾多次在節(jié)目中提及,在今天的人們學習巴西柔術的時候,不要忘了它的源頭——日本古柔術,以及柔術史上的重要轉折人物,明朝人陳元赟。今天我們轉載鬼丸老師的文章,從柔道與中國跤的相似說起,詳細介紹陳元赟,這位少為人知的大明傳奇人物。 柔道和中國跤很多技術很相似,兩者各有所長,都是亞洲民族優(yōu)秀的文化瑰寶。技術上兩者都是有道服摔法,兩者在投技的技術動作上基本是相同的,基本上中國跤有的技術,柔道都有對應的技術,比如背負投vs揣,牽別vs體落,內股vs勾子,大內刈vs大得合,這些技術都相似度達百分之九十。
中國傳統(tǒng)跤法歷史悠久,源遠流長,根據(jù)文字記載和傳說,早在四千年前的原始社會就有了摔跤活動。宋代的摔跤活動有多種形式,如朝廷把摔跤作為皇宮中的比賽表演項目,并設有專門的相撲組織,稱為“內等子”。
到了明代,摔跤不僅在民間普遍流行,而且出現(xiàn)了專門研究摔跤技術的機構。明朝萬歷年間曾出版《萬法寶全》一書,書中繪有摔跤圖樣,內容頗為詳盡。當時的統(tǒng)治者把摔跤列入“六御”之內,作為軍事訓練的重要手段。
清代,由于漢民族的摔跤技術中滲進了大量北方少數(shù)民族的摔跤技術,致使摔跤運動再次振興。 清朝各代皇帝都大力提倡摔跤,專門在領侍衛(wèi)府設立了“相撲營”(后改為善撲營)。
以下視頻是李寶如講解柔道的大外刈和中國跤的腦切子,兩者看上去很相似,但在技術要領上還是有區(qū)別的。
大外刈是一手抓衣袖一手抓胸襟或夾臂、夾頸,腦切子是一手抓衣袖,一臂把對方的頭緊夾在胸前,大外刈則不強調。大外刈有點像割麥子,腦切子有點像切菜。
柔道的得分根據(jù)摔的不同程度分為有效、技有、一本,在規(guī)則上柔道強調一本,而且有固技和寢技,所以柔道有大量主動倒地技術,而中國跤要求摔倒對方時本方要站立(符合戰(zhàn)場上倒地死原則),這樣對站立技術和自身平衡的要求會更高。我認為兩者之所以有這樣的區(qū)別,原因在于古代的戰(zhàn)爭規(guī)模。小規(guī)模戰(zhàn)爭因為士兵密度稀疏,倒地時間短還可以馬上起來,這就產(chǎn)生了柔道的舍身技和地面技。但是古代中國都是大規(guī)模冷兵器戰(zhàn)爭,一旦摔倒就被后排的自己人踩死或者亂軍踩踏。
這也導致了中國和日本對摔跤的兩種規(guī)則側重不同。 所以中國跤的腦切子摔倒對方時候自己還要保持站立,可是柔道的大外刈可以在摔對方的同時自己也一起砸下去,會對對手造成非常嚴重的砸傷,因此比中國跤狠毒兇悍。
柔道起源于日本古柔術,嘉納在創(chuàng)立柔道時融合了天神真揚流和起倒流柔術。天神真揚流主要是寢技,而起倒流是站起和倒下之意。起為陽形,倒為陰形,以陽可勝,以陰亦能勝,以弱勝強,以柔克剛。所以起倒流柔術是現(xiàn)代柔道的重要組成部分,其中柔道的投技、亂?。ㄗ杂蓪殻┒际且云鸬沽鳛榛A的。 日本在古代沒有空手道,而武士練的徒手技術是以柔術為主。在柔術的流派中, 據(jù)記載最早的流派是天文元年(1532年)六月創(chuàng)始的竹內流派;接著在豐臣末期(約1590年)興起了荒木流派;德川家光時代(1623年)以后,又出現(xiàn)了夢想流派、制剛流派、吉同流派、直心流派、良移心當流派、天神真揚流派、起倒流派、涉川流派等。
雖然日本自古即有古柔術,但是因為百姓不能習武只有武士階層才能習武,所以日本的古柔術還是建立在武器基礎之上的。
柔道的投技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起倒流,本身是一門古武道,包括武器和徒手。 起倒流是現(xiàn)代柔道的重要組成部分,該柔術是由流祖茨木専齋俊房于江戸時代初期創(chuàng)立的,極其重視修心。要求不管對方來勢如何兇猛,仍要保持必勝的信心,若懼怕對方則倒,若從容面對則起。其精華在于,隨機應變,配合對方來勢,自由對練及示范并重。主要技法為巴投、投技、摔技、掃腳等。
而說到起倒流就不得不說陳元赟,因為他是決定了有武器柔術向無武器柔術轉折的關鍵人物。
在日本十七世紀古籍《拳法秘書》中說:“今世所謂之柔術也,于《武備志》中稱為手搏,在日本開始有此事,是近世有陳元贇者。”將來自明朝的陳元贇奉為柔術的創(chuàng)始者。
陳元赟(1587-1671年), 原名珦〔xiang向〕,字羲都,一字士升,別號與筆名有芝山、虎魄道人、瀛壺逸史、菊秀軒、既白山人等,浙江余杭人。 陳元赟幼年聰敏好學,通經(jīng)史,多才藝,然而應科舉卻屢試不弟。但他通曉武術、書法、繪畫、詩詞、建筑、醫(yī)術、制陶技術,為文武兼?zhèn)渲拧?span style="border: 0px; margin: 0px; padding: 0px;">陳18歲時,應縣學考試落榜,以后就再也不參加科舉考試。離開家鄉(xiāng),外出游學,浪跡各地,學到了多種技藝及日語,又善書法,師宗趙孟頫。27歲入河南嵩山少林寺,學習武術和制陶術,善于少林五拳,摔跤之法。過了一年多時間,他就離開少林寺,繼續(xù)過著飄零的游學生涯。對這段時間的生活,后來他在給弟子穗積元庵的詩中說自己當時是“自愧飄蓬無定跡”。
明王朝建立后,中日不斷派使者往還。與此同時,兩國之間的畫家、醫(yī)生、學者、僧侶也開始不斷往來,促進了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。 1619年,陳元赟33歲時隨中國赴日貿(mào)易商船到日本長崎,因患痢疾留下療養(yǎng),自學日語,并以教授書法謀生。 他在后來寫的《荻津長門國志序》里就說自己是“渡瀛海,涉鯨波,入扶桑之故墟”。 1621年明朝欽差浙直地方總兵官單鳳翔赴日本交涉倭寇事至長崎,曾臨時特邀陳元赟參與交涉工作,同到京都,歷時三個月。從而結識了當時的日本漢學家林道春、戶田花屋等人,經(jīng)常詩酒唱和,名噪一時。事后被長門藩主毛利輝元聘為幕賓,編成了漢文的《長門國志》,原稿現(xiàn)存山口縣。 在武術上,先在名古屋做尾張藩主德川義直的門客。那個年代明人是不敢去江戶的,因為江戶遍地都是武士。
1625年陳元赟到江戶(今東京)傳授拳法。于日寬文三年(1626年) 他寄居江戶城南虎岳山西久保國昌寺。在那里,他創(chuàng)編并向日本浪人收徒授拳法“大明擒人之術”。大明擒人術是建立在不用武器基礎上的擒拿技術。由大明擒人之術衍生的柔術,其取名最可能來自東亞著名的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兵書《紀效新書·拳經(jīng)捷要篇》中,強調要“活著(捉)朝天,而其柔也”。“活捉”就星擒之意,“朝天”就是摔跌之意,“柔”就緊柔制剛之意也。
這在日本《國史大辭典》《吾國隨筆》《凌雨漫錄》的《柔術之始》中,以及原念齋的《先哲叢談》、信田恕軒的《依田學?!贰⑼枭饺斓摹度毡救岬朗贰?、下川潮的《陳元赟和柔道的始祖》中均有記載。
根據(jù)日本佚名作者的《拳法秘書》中,提到“近世有陳元斌”,史料證實應是德川家光時期(寬永三年五月入謁家光),而提到“今世所謂柔術”,則是德川家綱時期。著書的年月可能在陳元赟的《老子經(jīng)通考》成書(1670)之后和日本哲學大師貝原益軒的《和事始》(1683)引用《拳法秘書》之前,推斷似在十七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,大約早于清代乾隆年間王宗岳的《太極拳論》一個世紀。
《拳法秘書》的“拳道”系統(tǒng)理論,在當時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武文化中,亦是位列前茅的。即使在清代早期,拳法的文字理論化,亦要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。
國昌寺也長期成為柔術之中心。陳元赟提倡老莊道家思想,而柔道標榜以柔克剛,以虛靜調息為術,其思想來源實出于道家。
在該寺文書舊記錄中,記載了陳元斌當時傳授柔術的經(jīng)過。后國昌寺遭火滅,很多文稿手跡均被焚,劫后留存有關柔術舊記錄?!度貢酚涊d將元斌拳法同道家哲學結合,使其系統(tǒng)理論化,從而構成獨特而鮮明的“拳道”思想體系(陰柔之氣)之道家拳法。這在具有傳統(tǒng)“禪儒”思想“禪武”天下(陽剛之氣)的江戶時代,是劃時代的革命理論。
陳元赟到江戶后曾謁見江戶幕府三代將軍德川家光,會晤仙臺藩主伊達政宗。1634年,他在江戶見到尾張藩主德川義直,并與儒官武野安齋等名士共賞櫻花,吟詩唱和。1638年受聘為尾張藩儒官前往名古屋。在那里,他結識了日本漢詩人、日蓮宗僧人元政,雖然元赟比元政年長36歲,但是兩人成為了忘年之交。元政也愛好袁宏道的詩文,互相仿作唱酬。陳元赟娶日本女子為妻,生子取名富士松,當他赴京都時,便委托元政教育其子。后又與元政共讀京都大藏書家吉田玄順的秘籍。1663年,元赟與元政兩人合著的《元元唱和集》刊行,其內容有五言、七言絕句、律詩與詞、賦、散文等,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晶,也是中日詩人友誼的見證。
陳元赟為人胸襟開闊,他推崇老莊道家思想,然而并不排斥佛儒,與同時代旅居日本的中國大儒朱舜水、高僧隱元、名醫(yī)張振甫等都有交往。他在1670年84歲時完成了《老子通考》一書,在日本訓點刻板刊行。他在序中盛贊老子的書“明乾坤之微妙”、“盡萬境之事”。1671年陳元赟以85歲高齡在名古屋去世。葬于名古屋德興山建中寺,碑上題為“大明國武林既白山人廣學陳元赟寬文十一年六月九日歿”。元赟雖以明朝遺民自居,但他東渡日本尚在明朝萬歷四十七年,清太祖努爾哈赤剛剛勃興,與朱舜水在清軍入關后為抗清復明流亡日本不太一樣。他去游海外,更多是受道家思想影響,為逃避國內現(xiàn)實的俗污社會。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寫的: “園林幾樹盡蒸霞,仿佛秦人避世家。 我不避秦惟避俗,山居不問水流花。”
此外在制陶、飲食、建筑、醫(yī)藥等領域,陳元赟也均有貢獻。如名古屋有一種茶食叫“板元赟”,相傳是他創(chuàng)作的。直到江戶末年,尾陽點心店還用他的畫像作廣告。他還精于茶道和醫(yī)道,曾為板板卜齋所著《針灸聚英》一書寫過跋文。在建筑方面,曾參與設計名古屋應夢山定光寺的德川義直墓廟。 陳元赟在日傳拳授藝的門徒中,以磯貝茨郎、三蒲義辰、福野正勝等學習最為刻苦勤奮,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,使得他們三人成為日本中古柔術之祖,在日本各地傳授,影響很大。
三浦義辰創(chuàng)立三浦流柔術。 磯貝次郎創(chuàng)立磯貝流柔術。 福野正勝創(chuàng)立福野流(良移心當流)柔術。福野正勝傳寺田平左衛(wèi)門,寺田平創(chuàng)立“起倒流”,逐漸形成了他們稱之謂的“起倒流柔術”。所以日本人至今仍稱陳元贊為“起倒流柔術”之始祖。 這后來也使柔道傳遍日本,陳元赟被日本人奉為柔道鼻祖被尊為日本柔術之父。東京愛宕山有“起倒流”門人于1779年立有“起倒流拳法碑”,碑文上有“拳法之有傳也,自投化人陳元赟而始。”日本起倒流和古武道研究會在東京立碑:“拳法之有傳也,自投入明人陳元赟而起。”
陳元赟還在日本廣泛行醫(yī),傳播丹溪學說,頗受日本人的歡迎和欽佩,被日本學術界譽為“介紹中國文化之功勞者”。他對日本的醫(yī)學產(chǎn)生的重要影響。
據(jù)日本講道館學員、柔道九段山下義韶在《講道館之演革》中說:嘉納治五郎以本人所習之“天神真揚流”、“起倒流”,集合各家之長,創(chuàng)為日本現(xiàn)行的柔道。 據(jù)日本安永年間(1772一1780年)所立的東京愛巖山起倒流拳法碑記載:“拳法自有傳也,自投化明人陳元赟而起”。日本掌秘一書亦稱:“福野等三人,從陳元赟學得其術,是即起倒流。” 日本起倒流和古武道研究會在東京立碑,碑文有“拳法之有傳也。自投化明人陳元赟而起”。 中國臺灣省學者,東海大學教授粱容在《陳元赟評傳》中說:“元贊寓居國正(昌)寺時,福野等三人寓同寺。元贊授予之武術,三人苦心研究,遂通蘊奧,遍傳各地,屢有改進,漸與日本之固有柔術相結合,形成新的流派。”
原善《先哲叢談、陳元赍傳》稱“此邦拳法,以元贅為開祖矣。”中國臺灣省學者,東海大學教授粱容在《陳元赟評傳》中說:“元贊寓居國正(昌)寺時,福野等三人寓同寺。三人之苦心研究,遂通蘊奧,遍傳各地,屢有改進,漸與日本之固有柔術相結合,形成新的流派。”贊氏還考證確認,日本的“當身”、“活殺”之術皆為元赟所傳。
原念齋在《先哲叢談》中說:元赟善拳法,當時世未有此技,元赟創(chuàng)傳之。故此邦拳法以元赟為開祖矣。正保中,于江戶城南西久保國正寺教徒。盡其道者,為福野七郎左衛(wèi)門,三浦與次郎右衛(wèi)門,磯貝次郎左衛(wèi)門。 日本典籍中信夫恕軒說:“我邦昔時未有拳法,歸化人陳元赟善此技,傳之邦人,故此技以元赟為鼻祖。”日籍《凌雨漫錄》在《柔術之始》一章中說:“正保年間,陳元赟于西久保國正寺以此(柔術)教傳之”。日本《國史大辭典》于“陳元赟”條目下說:“明歸化人陳元赟于正保年間來江戶授徒,有福野七郎右衛(wèi)門,三浦與次右衛(wèi)門,磯貝次左衛(wèi)門從其學,盡窮其技”。丸山三造在所著《日本柔道史》(大東出版社昭和十七年版)中說:“日本之有拳法,是近世陳元赟來中國(日本的“中國”地區(qū))定居后傳三人(福野,三浦,磯貝)之后”。在日本愛宕山現(xiàn)還樹立一塊殘碑《愛宕山拳法碑》,鐫刻著:“拳法之有傳也,自投化人陳元赟而始”文字,上述均肯定陳元赟的創(chuàng)始地位。
中國學者也有如日學者記其地位者。如清人陳家麟在所著《東槎聞見錄》中說,陳元赟“兼善拳法,日本拳技,聞自元贊始”。
近年來中國學者無谷在《武技要籍探微》中也持同一觀點。說陳元赟“大概于1638年間東渡日本,寓居江戶西久保區(qū)國正寺。曾收三浦義辰,福野正勝及磯貝次郎左衛(wèi)門等為徒,傳授少林擒拿跌撲之法。明亡,陳元赟欷戲惆悵,懷思故國,孤身飄零,客死異地,遺下不少著作,這在日本《本朝武生小傳》、《武術系譜略》和《武術流祖錄》等,都有記載。”
伊藤四男的《柔道教書·柔道的歷史》,在《支那傳來說》中也介紹了陳元赟授拳的事跡。
日人下川潮在所著《陳元赟與柔道始祖》中說:“據(jù)斂心派之秘笈,中國(日本)所謂當身之術,即‘由大明人陳元赟始傳日本之殺活之法,原乃醫(yī)道之秘事也’。若就斂心派起倒派,揚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數(shù)殺活法秘笈研究,則有三種差別很大的圖解,但無論什么人的發(fā)式,衣服等裝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,毫無疑問,此派是從支那傳入。而且,研究一下各派采用此殺活法的時代,就可以知道是元赟入朝以后的事。所以,對此加以綜合考慮,斂心派秘笈里的殺活法由大明人陳元赟始傳的記載,恐怕是事實。” 下川潮提到的拳術中的“殺活”、“當身”,按系明衙役巡捕手搏足擊之擒捕術,即以拳肘或足尖擊對方之要害部位,使之一時處于昏蹶狀態(tài)中。據(jù)日籍《吾園隨筆》中說:“元赟語之曰,中國有捕人術,吾未學之,然識其大勢,三士(福野,三浦,磯貝)問之,得其概略,更加新意,以創(chuàng)此術。”可見,起倒流中有吸取中國衙役捕人術。
最早將少林拳術介紹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。早在中國元朝泰定元年(1324),游學到少林寺的大智,在少林寺苦行修練12年。而后又有邵元禪師從明洪武十二年(1379)起,久居少林寺,還曾任過首座僧。他們都學過少林拳法和棍術,返回日本后,把所學到的拳法傳授給弟子,積久日本而有了自己的拳法。他們都早于陳元赟300余年。
中國當代學者梁容若承認在陳元赟東渡前后,日本寬永年間,以關口柔心(1598—1670)為代表,已有柔術名于國內,并形成“關口派”拳法。陳元赟則是揉合明衙役捕人術、少林拳法和日本固有拳法,改進而為后來之起倒流,以傳授福野,三浦,磯貝等三人,而后才遍傳全日本。 持此一看法的中國還有周西寬先生。他指出陳元赟傳授拳法給福野等三人之后,“日本人民在輾轉相傳的過程中,對中國拳法加以變通損益。” 陳元斌不管客觀條件如何困難,其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之心始終不變。他雖終無回國之行,但其愛國愛鄉(xiāng)之堅定信念始終不變。陳元赟一生,近三分之二的時間在日本度過,一些日本人包括有些學者,就把他視作“歸化”民或“投化”人,但陳氏始終不承認自己已“歸化”。他在許多題款中自署“大明武林”或“大明虎林”人,這武林、虎林都是杭州的別稱,而明朝時余杭為杭州府屬縣。總之,他不論和日本交流了多少中國文化,傳播了多少中國文明,講和寫多用日語,但是他自始至終不變氣節(jié),不失國格,只說自己是中國人。他定居東瀛后,先后居住過長崎、江戶、名古屋等地,與當時社會各行業(yè)、各階層多有交往。結交的上至藩主、僧侶、文士,下至傭工、普通市民乃至浪人。有不少各界人士拜他為師,或向他學習書法、或向他學詩習武、或向他學習各種工藝,影響很大,而且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學派,有人稱這個學派為“芝山學派”。在日本許多人是很敬仰他的,替他編輯遺書,對他撰文紀念,甚至為他樹碑立傳。
在日本,陳元赟一住就是52年。清康熙十年(1671)卒于名古屋,享年85歲。他的遺體被禮葬在名古屋尾張藩專祀德川氏先祖的德興山建中寺,碑上題為“大明國武林既白山人廣學陳元赟 寬文十一年六月九日歿”。 |